贪污腐败问题已引起广大社会主人、各级公仆的高度关注。在此情势下，《中国反贪史》的写作和出版，无疑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。
在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费、出版基金等资助下，《中国反贪史》的作者王春瑜（主编）、王贵民、孟祥才、范学辉、宋艳萍、刘精诚、房晓军、李敬洵、张全明、邱树森、南炳文、张献忠、张前进、卢经和邱涛先生，全凭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作品，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邓星盈和编审汪先生又是不计成本，将此书作为精品编辑和组织出版，也同样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。
万事开头难，从史学的专业角度看，要在原先没有什么研究积累的前提下，从事开创性的研究和写作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完成一部贯通先秦至清的反贪通史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。《中国反贪史》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，初步梳理中华数千年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轮廓和脉络，论述了历史上的不少经验和教训，总结了某些贪污腐败和反贪工作的规律，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，而各个断代的论述又各有特色。例如先秦部分在十分单薄的史料中，钩沉索隐，居然自成体系，已是十分不易，而在史实的分析和运用上，特别反映了王贵民先生治学的严谨。宋代部分的体例和目录编排，即反映了张全明先生的卓越史识。笔者与张先生是宋史界同行，但扪心自问，如果要叫笔者勉强设计一个宋代反贪史的体例和目录，其水平肯定是在张先生之下。王春瑜先生在此书的序言和后记，以及各个断代论述中，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和议论，都足以令人深思，发人深省。
世上可以有精美绝伦的小诗和短文，却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长篇著作。特别是《中国反贪史》作为一部开创之作，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。笔者愿意提出几点，作为献芹之意，未必妥当，仅供作者们参考。
关于直言敢谏的问题，《反贪史》中有所论述，但有的章节中还似乎不够充分。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将直言作为维系社会公正，维护社会公德的重要支柱，对腐败丑恶现象的重要震慑力量。欢迎和容纳直言是治世的标尺，贞观之治所以作为古代治世的楷模，正在于唐太宗对直言的鲜明态度，正如杜甫所歌颂的，“直词宁戮辱，贤路不崎岖”。反之，直言贾祸，文字狱如麻，又是衰世的表征。愿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”，直言兴邦，谀词祸国，永远警钟长鸣。
关于风闻言事的问题，《反贪史》缺乏论述。据宋人笔记《容斋四笔》卷11《御史风闻》，《寓简》卷5等，允许风闻言事的制度大致起源于南朝，这是古人反腐的一项宝贵的经验。很多埋藏颇深的腐败问题，是很难揭发的。如果以揭发不完全属实，而处以诬告等罪，就等于杜绝了纠劾之路。必须实行风闻言事，即允许公开揭发，而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实际情况有出入，也是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
此外，古代的某些防腐人事制度，如亲属等人的回避制度，保举、任用下级不当的处分制度，下级出问题而失于觉察的处分制度等，在今天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在《反贪史》的个别章节中论述还不够充分。针对今天的反腐现实需要，此类制度完全有必要制订为适用于各级干部的专法。
总的说来，《反贪史》主要是从总结历代反贪失败的教训角度，给今人以启迪。从坏的方面说，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特色就是专制和腐败，这是一对形影不离的遗传基因。封建专制的最大特点，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，这是腐败得以滋生和蔓延的基本条件。在此条件下开展的反腐斗争，只能是打死几只苍蝇，而老虎屁股摸不得。
（王曾瑜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